2026年9月6日上午，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吕振羽学术讲堂”第九讲在前卫南区中心图书馆203会议室举办。本次讲座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戴卫红研究员担任主讲嘉宾，讲座题目为《简牍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以新出百济木简为中心》。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卫东教授主持。

戴卫红研究员从东亚地区汉字的使用与知识交流入手，详细介绍了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简牍出土及研究概况，尤其是扶余官北里新出土的百济木简，并以东亚出土九九简、《论语》简等研究个案为基础，提出“简牍文化”这一概念并探讨其在东亚的传播。她指出，亚洲历史上曾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简牍时代及简牍文化体系。从目前所出简牍资料的年代来看，中国战国楚简为最早，韩国与日本的简牍相对较晚，分别集中于公元6-8世纪和7-10世纪，简牍是研究各国古代历史以及古代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在界定“简牍文化”这一概念时，戴卫红研究员强调，概念的提出不能凭空而来，需建立在扎实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她以中日韩三国出土的“九九表”“某月中”、《论语》、户籍等简牍材料为例，分析了东亚简牍在内容、形制、书写上的共性和在地化演绎。在此基础上，她尝试提出“简牍文化”的概念，认为其不仅是文字载体，更是知识、制度、思想、信仰传播的媒介，研究简牍文化既可补正传世文献之不足，又能揭示东亚古代国家间制度传播与知识流动的具体路径。

随后，戴卫红研究员详细介绍了最新的韩国新出百济木简的研究成果。这批木简出土于扶余郡官北里遗址，共计329件，检测年代为公元568年至642年。戴卫红研究员通过对木简形制、内容的细致分析，揭示了百济官吏的功劳升迁制度可能受到中国的影响，官北里木简中记录的“功四为小将军”等内容为理解百济的政治制度及其与东亚诸国的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证材料。对新出百济木简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百济自身历史的认识，更能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6-7世纪东亚各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交流等层面的互动与影响。她强调，历史研究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从扎实的材料出发，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与思考。

交流环节，与谈嘉宾陈鹏教授高度评价戴卫红研究员对韩国木简的系统研究，认为其从个案上升到“简牍文化”理论，为汉文化在东亚传播提供了重要视角，尤其对百济制度渊源的探讨关乎中古东北亚政治格局。同时，他强调出土简牍对东北边疆史至关重要，但学界利用不足，如乐浪郡简牍可佐证玄菟郡位置，而辽东等地鲜有发现或与早期考古意识有关，呼吁学者加强相关储备以应对未来发现。

本次讲座学理坚实、阐释透彻、逻辑严密，不仅系统梳理了东亚简牍的出土脉络与百济木简的最新研究，深化了对简牍文化体系的理解，更拓宽了学术视野，为“冷门绝学”的当代活化注入了新的学术动能。